"神州国殇日，文匪狂欢时。"
二○一六年的九月九日，是中共产党的创建者，是中国人民解放军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缔造者，是中国人民的大救星，是中华民族的保护神的毛主席逝世四十周年的忌日; 二○一六年的九月十日，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第三十二个教师节。
毛主席是中国共产党创建的主要参与者，是中国人民解放军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缔造者，是毛泽东思想的创立者。正是由于有了毛主席的正确领导，正是由于有了毛泽东思想的指引，中国共产党和它所领导的中国人民解放军这才战胜了国内外的一切敌人，从而成为了中国的执政党;正是由于有了毛主席的正确领导，正是由于有了毛泽东思想的指引，中华民族这才获得了真正的独立自由，这才实现了彻底的解放，因此也彻底改变了长时期挨打受辱的悲惨命运;正是由于有了毛主席的正确领导，正是由于有了毛泽东思想的指引，中国人民这才第一次成为了国家的主人，这才得到了彻底的翻身。
毛主席的一生，是为了中华民族而无私奉献的一生。特别是为了建立新中国和建设、保卫新中国，毛主席不仅奉献了自己的一生，而且还更是奉献了七位亲人的生命。毛主席不仅解放了中国的劳苦大众，而且更是拯救了中华民族、强悍了中华民族。因此包括海外的华侨华人在内，都能从中感受到什么。然而改革开放后，由于国内政治形势的变化，我国的大多数文人、特别是后来被美国的媒体评选为"中国的百大公共知识分子"的那些文匪，却不仅拼命地否定毛主席的政治路线，而且还更是用汉语中他们能够搜寻到的所有卑鄙、下流、肮脏、龌龊、无耻、恶毒的词汇，造遍他们所有能够想象得出的最无耻谣言，来污蔑、咒骂毛主席。更为丧尽天理人伦的是，一九八五年，政治流氓和文匪再加精英，还把毛主席忌日的第二天，确定为是我国的教师节。而这一切，都是由于我国历史、特别是汉民族历史上"国家不幸诗家幸"这一极其反常的现象引起的。
"国家不幸诗家幸"，是清代学者赵翼的《题元遗山集》这首七律诗中的一句。这首诗的全诗为："身阅兴亡浩劫空，两朝文献一衰翁。无官未害餐周粟，有史深愁失楚弓。行殿幽兰悲夜火，故都乔木泣秋风。国家不幸诗家幸，赋到沧桑句便工。"只有国家不幸，文人才会幸运。而国家幸运，文人就会不幸。因此，以"公知"为代表的那些当今中国的文匪，才会这么恨毛主席了。
赵翼是生活在清代乾隆和嘉庆年间的一位著名的学者，一生写下了大量的诗作。流传至今的，仍有四千六百多首。赵翼的诗作中，不仅精品甚多，而且有的诗作，还更是揭示了我国古代社会的一些规律性问题。如《题元遗山集》中"国家不幸诗家幸"这句诗，就揭示了我国古代社会长期存在的一个反常现象。
元遗山，就是在我国金末元初被尊为是当时的文坛盟主和"一代文宗"的著名诗人、作家和历史学家的元好问。元好问，字裕之，号遗山，今山西忻州人。
在金代，元好问不仅是著名的学者，而且也做过金国的高官。既在地方上做过县令，也曾在中央政府任职。金被元所灭后，元好问为了以诗存史，因而编纂了金国君臣的诗集《中州集》并写下了大量的诗作和其他文章。正是这些诗作，特别是因其在此期间写下的大量的"丧乱诗"，从而奠定了元好问在我国文学史上的不朽地位。
在我国汉民族的历史上，有一个极其反常的现象，这就是赵翼所说的"国家不幸诗人幸"。整个民族的命运越是悲惨，可文人在历史上留下的地位，却也就越高。
楚国为秦国所灭，可屈原却不仅成为了我国历史上最著名的爱国主义诗人，而且他的忌日，更是成为了我国的一个重要节日，端午节。
盛唐的玄宗时期，为了防御北方的奚族和契丹等游牧民族的入侵，在长城一线，共设立了八个节度使。可是在天宝十四年，同样是胡人的身兼平卢、范阳与河东三镇节度使的安禄山，却发动了史称"安史之乱"的武装叛乱。"安史之乱"，共历时七年之长。这场叛乱不仅导致了唐朝的由盛转衰和从此的地方军阀割据，而且也更是给当时人民的生活，带来了极大的痛苦。然而这场造成了北方和中原地区甚至都达到"白骨露于野，千里无鸡鸣"程度的"安史之乱"，却也给当时的大诗人杜甫，提供了丰富的创作题材。正是由于"安史之乱"，因而这才有了"国破山河在"和"剑外忽传收蓟北"等这样流传千古的诗篇。
"安史之乱"中，杜甫携全家逃到了大后方四川，在成都建草堂而居，时间共四年之久。在此期间，杜甫共写下了二百四十七首诗作。其中《蜀相》、《春夜喜雨》、《绝句四首》和《茅屋为秋风所破歌》等，都可谓是千古绝唱。正是这些诗作，使杜甫被后人抬高到了了"诗圣"的地位。
一千三百多年之后一九三七年，日本鬼子又打了门来。为了拯救中华民族，当时的我们中国，是"工农兵学商，一起来救亡"。所以就连大字不识的年仅十三岁的放牛娃王二小，由于把日本鬼子带进了八路军的埋伏圈，因而被日本鬼子挑在枪尖上并最后摔死在了大石头的上边。然而就是在这样的情况下，当时的一代大儒马一浮、熊十力和梁漱溟三人，却不仅一个个比兔子还快地一口气就蹽到了大后方四川，而且还更是与不抵抗的蒋介石政府搅合在一起，办起了复性书院，给正在遭受日本鬼子灭绝人性的屠杀、侮辱、欺凌和蹂躏的我们中国人民，大讲什么"人性"去了。而就是因为如此，所以马一浮、熊十力和梁漱溟三人，才被后来的儒家信徒们，吹捧为了是什么"新儒家三圣"。
到了南北两宋，我国古代的思想文化发展，迎来了又一个高峰。在这一时期，不仅产生了理学和范仲淹与"北宋五子"以及朱熹等这样的思想家，而且南北两宋，还更是我国词文化发展的最高峰。因此宋词，也就得到了与唐诗并列的文学地位以及历史荣耀。然而就是这个被我国近现代的两大文人王国维和陈寅恪，双双誉为是我国古代思想文化发展最高峰时期的南北两宋，特别是南北两宋灭亡的期间，却也是汉民族的命运，在古代最为悲惨的历史时期之一。
不用说南北两宋在被灭亡的时候，分别出现了"靖康之耻"和"崖山蹈海"这样的历史惨剧，甚至北宋王朝自立国之日开始，就始终遭受着来自契丹辽国和后来的党项夏国的严重军事威胁并不得不靠向这两个国家"输币"来维持国家的安全。由于抵御外来侵略，维护国家和民族的安全不仅贯穿了南北两宋的始终，而且南北两宋时期的民族命运也最为悲惨，因此南北两宋时期产生的爱国主义诗人和词人也就最多。今天的中国人还都耳熟能详的，就有范仲淹、辛弃疾、陆游和文天祥等。
南北两宋时期，整个汉民族的命运是极其不幸的。然而对于那些诗人或文人来说，命运却又是非常幸运的。大声疾呼抵抗外来侵略，不仅成为了他们的创作题材从而使他们成为了诗人或是词人，而且还更是成为了爱国主义的诗人或词人。
公元一六四四年，也就是大明王朝崇祯十七年，满洲八旗兵的铁蹄，再次跨越长城而践踏了中华大地。而当扬州人民由于奋力抵抗而被屠城十日，当嘉定的人民为了保全汉民族的衣冠而被屠城三次的时候，可是提出过"天下兴亡，匹夫有责"这句响亮的爱国主义口号的一代大儒顾炎武，却靠"亡国和亡天下"这样的狡辩，不仅厚颜无耻地残存了下来，而且还更是有幸成为了明末清初"三大思想家"之一。
历史上，汉民族是幸运的，但也是不幸的。长江、黄河这个全世界最大的两河流域，也是一个最适合农耕的地方。农耕文化的温柔，就像是"暖风吹得游人醉"这首诗所说的那样，孕育了和平、善良、勤劳的汉民族。然而在这个全世界最大而又非常适合农耕的两河流域的北方，却还有着一片只能游牧的大草原。塞北的狂风，吹硬了一个个强悍的游牧民族和一代代强悍的游牧人。于是两千多年来，汉民族遭受了北方游牧民族的无数欺凌。第一个统一了中国的秦始皇，不得不修筑万里长城来抵御北方匈奴人的侵略;强汉盛唐，不得不靠屈辱的公主和亲，来换取国家的安宁。以至于晚唐著名的诗人李山甫，悲愤地写下了"谁陈帝子和番策，我是男儿为国羞"和"遣妾一身安社稷，不知何处用将军"这样的诗句;而到了南北两宋，更是不得不靠不停地给辽、金、夏"输币"，这才维持了三百多年的窝囊统治;有明一代，不用说要把秦汉留下来的夯土长城加强为砖石结构，以抵御蒙古骑兵的进犯。甚至就连几个来自异国他乡的倭寇，也是搅得大明王朝二百年不得安宁。以至于戚继光不仅成为了抗倭名将，而且还更是"一年三百六十日，多是横戈马上行";中华民国刚刚驱逐鞑虏而恢复了中华才十几年，日本人就又打上了门来。面对日本的侵略和欺凌，对内如狼而对外却如羊的蒋介石，就是坚决地不抵抗。于因而是气得女中豪杰何香凝不仅把自己的一条旧裙子送给了蒋介石，而且还更是送上了这样的诗句："将我巾帼裳，换你征衣去"。而直到"中国出了个毛泽东"，直到中国有了毛泽东思想，汉民族这才彻底结束了这不幸的历史，这才彻底改变了这悲惨的命运。
一九五○年六月，就在新中国建立还不到一年的时候，以美军为首的十六国联军侵入朝鲜准备灭亡朝鲜并威慑我们新中国。眼看历史上的不幸命运就要再次降临，然而毛主席一声令下组成志愿军并让自己的儿子打头阵去抗美援朝。于是只用不到半年的时间，中国人民志愿军就把以美军为首的十六国联军再加南朝鲜伪军，从鸭绿江边打回到了三八线。从而不仅保证了我国的安全，而且还更是捍卫了全世界的和平。从此，全世界不得不对中华民族刮目相看。
中华民族不幸的历史结束了，中国文人的幸运历史也结束。在强大的毛泽东时代，在火红的社会主义建设时期，文人们再也找不到风花雪月、小桥流水、故国悲情、感故伤怀、才子佳人、醉酒悲歌这样的创作题材，所以，文人高人一等的时代过去了，文人们再也无法骗人混饭吃了。因此，文人能不仇恨毛主席。而由于仇恨毛主席，于是文人也就变成了文匪。
毛主席不仅创建了中国共产党，缔造了中国人民解放军和中华人民共和国，解放了中国人民，拯救了中华民族，而且毛主席还更是为中国人民，为中华民族贡献了自己的一生和七位亲人的生命。然而以普通人的标准来认识，生在这个国家你，毛主席可是真的不幸。不仅身后遭到如此恶毒的污蔑、咒骂，而且生前也更是屡遭排斥和打击。
中国工农红军、尤其是中央红军，那可是毛主席亲手缔造的。中央苏区，那更是毛主席亲手开辟的。然而在一九三二年十月召开的"宁都会议"，却把毛主席参与军事指挥的权力给剥夺了。中国人民解放军及其前身中国工农红军，是一支人民军队，是一支无产阶级的军队。而这支军队的人民性质也就是无产阶级性质，是毛主席通过"三湾改编"和"古田会议"为其注入的。可是一九三三年七月十一日，听命于苏联人的博古、张闻天和项英等左倾机会主义分子把持的党中央，却以中华苏维埃临时中央政府的名义，决定把"南昌起义"这一天的八月一日，作为中国工农红军的成立纪念日。此时的中国工农红军，总司令为朱德，总政委是周恩来。
毛主席缔造的工农红军中，确实有"南昌起义"的余部八百多人。周恩来为主要领导，朱德参与的"南昌起义"，也的确是早于毛主席领导的"秋收起义"。只是"南昌起义"虽然是由中国共产党人主导和领导的，然而"南昌起义"，却是以国民党左派的名义进行的。古语有云："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南昌起义"发动之后，由于不能以共产党的名义号召开展土地革命以争取广大人民群众的支持，因而很快就失败了。如果不是余部的八百多人由朱德带领上井冈山汇集到毛主席缔造的人民军队中，这点人，早就被强大的敌人消灭了。那么"南昌起义"，也就只能成为历史的一个陈迹。中国人民解放军这支伟大军队的缔造者，却与这支军队的建军节，没有丝毫的关系，这实在是历史的绝大错乱。因此文化大革命期间，许多人根据中国人民解放军成立和成长壮大的历程，根据当年我国革命的历史实际，建议把建军节改为毛主席领导发动"秋收起义"那天的九月九日。而毛主席出于伟大的谦虚和维护战友的历史荣誉，却没有同意。
文匪们咒骂是文革的"造神运动"，把毛主席人为地塑造成了神。然而毛主席其实就是神。毛主席知道，为了纠正这被颠倒的历史，中国人民要在他身后更改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节的日期。然而毛主席更知道，不管中国人民是多么的爱戴他，无论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全体指战员是如何的忠于他，但也绝不可能把他忌日的这一天，来作为一个节日。于是，神一般的毛主席，果真选择了在九月九日"秋收起义"纪念日的这一天，离开了他所为之奋斗了一生并奉献了一切的中国人民，离开了他用全部的心血和智慧来守护的中华民族。可是尽管毛主席悲心如海，然而一些已经阴损到了无以复加程度的卑鄙小人，却把他忌日的第二天，就定为了是我国的教师节。
"国家不幸诗家幸"的根源，是由于我国历史上文人耍流氓的恶习。而文人耍流氓的恶习，就是起自于文人们的老祖宗孔子。
流氓，就是那种到处流窜，专做坏事而不做好事，却又不受一点伦理道德和良心约束的人。当年的孔子就不仅到处流窜，而且还更是在"国际"上流窜了十四年。在流窜期间，"公山弗扰以费衅，召，子欲往，子路不悦，曰：'末之也已，何必公山氏之之也!'子曰：'夫召我岂徒哉!如有用我者，吾其为东周乎!'"(见《论语·阳货第十七篇》)
能够读懂《论语》一书的人，相信都不难从《论语》的这一篇中，读懂真实的孔子，看出孔子到底是一个怎样的人。
公山弗扰原本是鲁国大夫季氏的家臣，后来公山弗扰反叛了季氏并占据费邑。在反叛了季氏之后，为了壮大自己的力量，公山弗扰来拉孔子入伙，而孔子也毫不犹豫地选择了要立即前往加盟。然而对于孔子的这一举动，子路却表示出了他的强烈反对。于是孔子这才只得对子路道出了他此举的真实用意："我岂能供公山弗扰白白地驱使!假如他任命我一定的官职，我只要掌握了权力就找机会干掉公山弗扰，然后借用这股力量，在东方建立起像东周那样的我理想中的国家。"
孔子的这种想法，明显地是要掏公山弗扰的"地沟"。凡是讲道德、有良心的人，也必然是一个"要光明正大，不要搞阴谋诡计"的人。反之，不要光明正大，而专搞阴谋诡计的人，也必定是一个不讲道德、没有良心的人。而孔子自己，不仅更是一个始终把"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挂在嘴边上的人，而且还更是一贯强调要"主忠信"和"言必信，行必果"。公山弗扰在拉孔子入伙的时候，对孔子充满了"同志式"的信任和朋友般的真诚。可孔子面对公山弗扰的信任和真诚，回以的却不仅是如此的假意，而且还更不受一点的良心和道德约束。所以，孔子不仅开创了儒家学说这一学派，而且也更是开了文人耍流氓的先河。
自儒家文化成为主流文化之后，文人耍流氓就成了治国的主要手段。由于文人只会坐而论道，因此文人耍流氓的治国手段，主要就是靠象"打左灯向右拐"那样的瞒和骗。然而古代的中国，却又总是能遇到敢想敢干的象匈奴、鲜卑、羌、羯、氐和女真、蒙古、满清等那些动手能力强的流氓，于是这才总是挨打，因而这才"国家不幸诗家幸"。
我们中华民族是个有着慎终追远的传统并讲求知恩图报的民族，如果违逆了天理人伦，也必然会遭天谴。所以在神州的国殇日里，文匪们愿意狂欢，那就让他们狂欢去吧，因为他们已经不再是中国人了。著名的网络作家黎阳观察、分析、总结的十分准确："反毛者，必成汉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