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契约理论认为，企业是一系列契约的总和。美国著名经济学大师詹森(Jensen)和麦克林(Meckling)将代理关系定义为一种契约关系，在这种契约下，一个人或更多的人(即委托人)聘用另一个人(即代理人)代表他们来履行某些服务，包括把若干决策权托付给代理人。企业税务部(或筹划部)筹划人员所行使的纳税筹划决策权以及筹划方案的拟定也是一种代理关系，只不过此时的委托人是企业管理当局。
　　纳税筹划契约的优化
　　在现代经济契约中，有没有最优契约?笔者认为，最优契约是不现实的，它只存在于理想状态下。即使最优契约不存在，但可以实现契约的优化。一个不完全契约将随着时间的推移而不断修正并需要重新协商。如果一个企业能产生最大化剩余或最大化效率，那么这样的契约无疑是一种最优化的选择。因此，一个相对优化的契约应该满足以下条件：(1)委托人与代理人共担风险;(2)契约的报酬结构因履约结果的不同而有所不同;(3)代理人与委托人的契约签订行为具备重复博弈模式，即当供给和需求不平衡时，保留委托代理双方都拥有重新签订或修改契约条款的权利，直至契约所约定的价格在不断博弈的过程中重新订立并最终实现供需均衡。
　　从契约的约束机制分析，越是条款详尽、权责明晰的契约越具有约束力，所以，在制定纳税筹划契约时，总经理应与税务部(或筹划部)筹划人员签订协议书或保证书，由后者承诺协议期间其工作成效，并制定规范的工作计划书，以此实施有效的合同约束。但从契约的协商机制分析，签订较为完备的纳税筹划契约需要付出更多的交易费用(包括信息成本、协商成本、签约成本等)，因此追求完美的契约安排并非最佳选择。
　　履约成本最低化的契约安排模型
　　对诱导性筹划契约的制度安排，可以从以下两个角度分析：(1)履约的监督问题。如何区分由于履约中的不确定性和主观故意不履约是监督代理人履约状况的关键。在履约过程中，对代理人努力程度的观察和度量是很困难的，其度量费用是很高的。这些度量费用构成了履约监督成本的一部分，所以履约的监督成本是极为昂贵的。(2)履约的激励问题。由于个人的有限理性，外在环境的复杂性、不确定性，信息的不对称和不完全性，契约当事人无法证实或观察一切，就造成契约条款是不完全的。基于契约天然具有不完全性的特征，就需要设计不同的激励机制以对付契约条款的不完全性，并处理由不确定性引发的有关不履约的风险。
　　考察履约的监督与激励行为，可以发现，履约的监督行为与激励行为是可以相互替代的，即要达到如期履约的话，当监督行为比较有效时，完全可以减少激励行为甚至取消激励行为;反过来，当激励行为比较有效时，也完全可以减少监督行为甚至完全没有监督行为，这是非常有趣的现象。当然，所对应的履约的监督成本与激励成本也是可以相互替代的，有着此起彼伏的微妙关系。所以，对于诱导性契约的制度安排，关键是在履约的监督成本与激励成本之间进行权衡的问题。履约监督成本与履约激励成本的关系如图1所示，图中支出效用曲线S上的每一个点对于履约的效用都是无差别的。对于支出效用曲线，在一系列履约成本预算线中，总有一条会与之相切，则该切点为履约成本最低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