面对新冠肺炎疫情冲击，企业成本有何变化？一系列减负举措在其中发挥了什么作用？最近，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发布2020年“企业成本”调研报告，透视企业成本现状，调研政策效应。报告认为，在更大规模减税降费政策和为缓解疫情冲击采取的减税降费措施共同作用下，企业减负成效突出，市场主体获得感强。报告提出，新发展阶段，应适时转换政策减负模式，从给企业减负转为对冲公共风险。

　　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调研团队在疫情窗口期，跑遍全国十几个省市，开展实地调研。调研发现，受益于大规模减税降费，企业税费负担在2020年得到大幅下降，全国重点税源企业每百元营业收入的税费负担降至6元，同比下降0.63元，降幅达9.4%，远大于2016年~2019年1.6%、1.2%、1.9%和6.9%的同比降幅。社保降费成为2020年减税降费、企业降成本的“重头戏”，占到减税降费总规模的约2/3。研究团队还开展了大规模线上问卷采集。调查显示，在一系列帮扶措施中，有39.31%的企业认为减税降费措施最有效果，其次是增加企业信贷支持力度以及提供就业补助等。关于企业税费负担感受的调查显示，2020年认为“企业税费负担较轻”和“较为合理”的企业占比较往年明显提高。近90%企业认为近3年税费负担在下降。

　　报告指出，相比以往，2020年的减税降费政策更具特点，包括规模再创新高，全年新增减税降费超过2.5万亿元；突出阶段性政策，统筹兼顾财政可持续性；以降费政策为主，强化降社保费政策；更加突出精准性和针对性等。

　　这是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连续第五年开展“降成本”调研。报告认为，若干年来，减税降费作为降成本的核心政策，也是各类市场主体感受最明显、受益最直接的纾困政策，对激发企业发展动力、促进经济稳定发展发挥了关键作用。

　　“减税降费政策的成效在短期内表现为企业成本的下降，长期则表现为市场主体活力和经济发展后劲的双增强。”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院长刘尚希表示。

　　当前，我国进入新发展阶段，企业降成本也面临新变化和挑战。“从高速增长到高质量发展，过去一些没有计算进来的成本必须计算进来。”全国政协经济委员会副主任、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副理事长刘世锦说，进入新发展阶段，过去的低成本优势逐渐丧失。高质量发展下资源环境约束、人口老龄化和加大科技投入等会带来资源成本、环境成本、人工成本、研发成本等趋势性成本的提高。

　　面对国内外复杂多变的竞争环境、企业成本的变化，下一步降成本该如何发力？

　　“注入确定性比减负变得更重要。”刘尚希认为，接下来，降成本工作重心应从关注现实成本转向更多关注风险成本，着眼于保持政策的延续性和稳定性，稳定企业预期、激发企业内生动力、提高企业创新能力。

　　刘尚希说，经过这次疫情，要重视公共风险带来的企业成本问题。“企业要采取疫情防控措施、采购防疫物资等，这些毫无疑问都会转化为企业的经营成本、管理成本。如何给宏观环境注入更大确定性、如何降低公共风险水平，应当成为今后宏观政策制定当中考虑的核心问题，这样才能从根本上对冲企业成本上升的趋势。”

　　具体到财税政策，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高培勇认为，从保市场主体的角度来看，整个2020年的减税降费就是“奔着给企业降成本去的”，减的主要是涉企税费。迄今为止，减税降费是企业获得感最强、受益最多，疫情之下最有效的降成本手段。值得特别关注的是，“十四五”时期，如何完善减税降费政策，为其持续提供支撑。他认为，应落实“十四五”规划建议部署，适当提高直接税比重。同时，旗帜鲜明减支。加深对减税降费和政府支出削减之间逻辑关系的深层认识，将其变成整个社会的共识所在和党政机关工作人员自觉的努力方向。

　　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公共收入研究中心副主任梁季认为，当务之急是要合理安排各项减税降费政策的延续和有序退出。对即将到期的应对疫情阶段性税费减免政策，以及正在实施中的各项普惠性税收免除政策，有必要分项评估考量，明确哪些政策可以适时退出，哪些政策应进一步延续乃至制度化。

　　报告对进一步完善减税降费政策提出建议，认为应进一步完善增值税制度，优化税率结构，合理构建小规模纳税人征管制度；进一步延长和优化阶段性减免社保缴费政策；完善部门协作和信息共享机制建设，进一步提高税收政策精准度；构建有利于创新和人才激励的税收制度和政策，加大税收扶持力度，助力形成新发展格局。